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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些国内二、三线城市的情况如何呢?世邦魏理仕研究部中国区主管、执行董事陈仲伟说，“沈阳、重庆、天津等二线城市在当前或未来将建成诸多超高层写字楼，势必引发供过于求的风险。这些城市仅仅是区域中心，而非国家或世界金融中心，因此无法吸引大量金融机构入驻。”
2012年，巴克莱资本的一项报告指出，中国可能存在目前全球最大的“摩天大楼泡沫”。
李永奎认为，这不能一概而论。他们选取拥有300米以上高楼的全国23个城市，进行了逐一分析，结果发现，只有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有能力消费得起这些建筑里的奢侈品。而那些新兴的1.5线城市虽然经济较为发达，但写字楼需求水平并不高，空置率普遍较高。就以天津为例，2014年，天津新增优质写字楼存量超过500万平方米，按过去16个季度的平均吸纳量来计算，消化掉现有这些写字楼就需要60年。而天津眼下还有5座在建的摩天大楼，是国内超高层在建数量最多的两座城市之一。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李永奎说，由于具有地标意义，一旦摩天大楼经营受挫，就会有放大的负面广告效应。他曾在东北某省会城市的市中心见过一座40多层高的地标建筑。走进去一看，租户主要是地产中介、培训机构等小企业，还空置了不少写字间。“像这样的超高层建筑，已经失去了原有的高品位，正在经历租金降低、租户流失，会渐渐沦为一座鬼楼。”当空置的“鬼楼”在城市天际线中昏暗地伫立，吸引着流浪者、破坏者和其他的城市危险人群“入驻”，就难免成为当地的“耻辱柱”。
北京大学城市规划系主任吕斌发现，自美国帝国大厦建成以来的近100年，世界上绝大部分的摩天大楼都是亏本的。对此，李永奎指出，就像防城港的“东盟第一高楼”一样，中国开发商建摩天大楼的目的，乃“醉翁之意不在酒”，是为了以此换取土地出让金、营业税、所得税等奖励性补贴，甚至其他方面的优惠政策或利益交换。何况，修建摩天大楼，也是企业和财团的一种“行为艺术”和“长期广告”。
李永奎说，“其实，开发商们并不是不知道摩天楼不能赚钱。能尽量少赔点儿钱，就已经是他们的最大目标。”
对此，CTBUH的报告也指出，中国的高层建筑还可能与其他严重问题有关，比如腐败。在中国，由于土地归政府所有，政府将地卖给开发商，这就增加了决策者批准与其自身有利益关联的大型项目的可能性。近期，国家在打击政府官员收受钱财或奢侈礼物等行为，而高层建筑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建筑类型之一，在某些案子中似乎也成为审查的一部分。因此现在的问题是，高层建筑与腐败的关联性使得大众对整个高层建筑行业已无好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开始按照并不可持续的模式发展。
不过，伍德依然看好中国的高层建筑市场。他指出，中国高层建筑的发展有两大驱动力：首先是中央政府的城镇化政策。在中国由农业经济转向工业/消费经济的目标下，2025年前要将2.5亿农民转移到城市中。其次，是中国的制造业正在逐渐由沿海城市向内陆城市转移。内陆城市的经济发展，为高层建筑提供了繁荣土壤。
在很多人眼里，摩天大楼就是高耗能的代名词，对此，伍德并不认同。他认为，如果规划合理，有效运行，一栋超高层建筑的能耗，是可以降到最低的。考虑到超高层建筑承载了更多的人口，它的单位能耗，并不比分散的低密度的建筑更差。而在土地供应日益紧张的中国，从增加城市密度、集约基础设施、共享设施、更有效地利用土地的角度来看，高层建筑更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水泥盒子
“大裤衩”“尿壶”“秋裤楼”……你很难由衷地去欣赏国内那些别出心裁的摩天大楼设计。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在建设之初，因为开发商是日资企业，其外方内圆的顶部设计，让国人联想到日本军刀。在强烈的民意反弹下，开发商不得不将顶部的圆形门洞设计改成了梯形，但这又为它带来了一个新的绰号——啤酒瓶起子。美国SOM设计公司借鉴中国古代“塔”的形象，设计了上海金茂大厦，是较少遭到批评的一个案例。
高层建筑被人诟病的另一大问题，是让城市风格变得均质化。在中国，由于高层建筑被作为一种功能性产品被量化和快速地设计和建造，使得城市面貌单一的现象尤其明显。即使是由中国本土建筑师来设计，很多高层建筑也与周边的城市环境没有任何关联，而且看上去是孤立的，且与当地社区隔绝。缺乏与当地历史、文化的关联性与结合性，会导致这些建筑显得陌生而突兀，同时也消融了每个城市曾经拥有的独特性。
在寸土寸金的岛国新加坡，有三幢60层高的建筑并肩耸立。三座楼的顶部被一个长托盘状建筑物相连，是一座面积达12400平方米的热带园林。这就是新加坡的最新地标建筑——滨海湾花园。
伍德说，他并不希望中国的城市效仿美国芝加哥、纽约的发展路径。美国的摩天大楼全都是一个个与城市缺少关联、环境不友好的“水泥盒子”，并非成功典范。中国要想避免摩天大楼的劣势，应该多借鉴新加坡的经验。
上海中心大厦，位于浦东的陆家嘴功能区，占地3万多平方米，所处地块东至东泰路，南依银城南路，北靠花园石桥路，西临银城中路，为上海陆家嘴摩天大楼建设计划最后的压轴工程。其建筑设计方案由美国Gensler建
李永奎表示，“如果把摩天大楼的生命周期分为规划、建设、运营三个环节的话，中国现在最重视也是最擅长的就是建设，但一前一后的两头都忽视掉了，这将是非常危险的。”
在《当代建筑的前世今生》里，吉耶·德布赫写道：一位曾在曼哈顿世贸中心102层上班的切尔西小姐，甘愿辞去了薪水丰厚的工作，去了新墨西哥州的农场。她说：“我一进电梯就会抽筋。摩天大楼里的这种拥挤、混乱和缺乏人情味，引人厌烦。”对于摩天大楼给都市人带来的这些负面影响，有人起了一个名字：高楼综合征。
如今，这一点正在渐渐起变化。在高楼林立的上海陆家嘴，有一个充满绿植点缀的陆家嘴环状人行天桥，联结起这一地区最高的3座建筑和其他楼宇，以方便人们穿梭。金茂大厦与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每年都在大厦的公共区域举办音乐会、画展、知识讲堂等各类活动。为了让上班的人们放松心情，环球金融中心甚至特意调整了午间的室内音乐。未来的摩天大楼，不仅仅是节能环保的，也将越来越人性化。【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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