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一市场的风向转机，并没有被中国的3D打印企业准确把握。多数院校体系的企业仍专注于工业设计领域。而“三校一企”中的企业——北京隆源自动成型系统有限公司则致力于为军工和少量发动机领域提供服务。
具有清华大学背景的北京太尔时代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太尔时代)是调整了产品技术方向的极少数企业，“通过与市场接触，发现小型设备在当前更具有市场推力”。其副总经理颜旭涛介绍，
2011年，太尔时代售出小型机3000多台，2012年增长更快。
而在江浙一带勇于尝试新鲜事物的企业，大多数属于并不具备研发实力的中小企业。它们能做的，不过是购置几台工业级3D打印机，像提供复印服务的便利店一样，为客户提供打样等服务。也有一些有野心的企业会从国外进口核心部件，做几款样机，或者模仿进口的3D样机做逆向研发。
小型3D打印机已激增为一块“看得见的”市场，同时，也带动工业级3D打印机市场逐渐有了起色。快速制造领域国际权威报告《沃勒斯报告2012》显示，截至2011年，全球累计销售4.9万台工业级3D打印机，其中近四分之三由美国制造，以色列和欧洲各国的份额分别为9.3%和10.2%，中国生产的设备仅占3.6%，与日本相当。而全球领先的六家3D打印设备制造公司，2008年销售收入达6.96亿美元，占行业总收入近60%。
此时，欧美充满活力的3D打印企业，不仅在技术上尝新，而且在商业模式上也有创意。
2007年由飞利浦提供启动资金的Shapeways，令人瞩目的就是它“云打印”概念的O-O(线上线下)商业模式。它像Facebook一样打造自己的用户社区，社区集销售、定制、设计于一体：顾客可以在网上选定产品的三维设计方案，或直接上传自己设计好的3D模型，并选择材料，支付一定费用后，Shapeways会用3D打印机将其制造出来并邮寄上门。截至2012年6月，该公司累计打印超过100万件产品；其制造社区中有超过6000家提供设计服务的商家和个人；还有15万活跃用户。
Shapeways以技术和新的商业模式先后赢得三轮融资，总金额超过1700万美元，由此实现了其在纽约创办“未来工厂”的梦想。
由于3D打印在美国制造业的巨大应用潜力清晰显现，美国总统奥巴马2011年宣布，并在2012年国情咨文中重申：政府计划每年向先进制造技术投资5亿美元，并在四年后，提高到每年10亿美元，以提升美国的领先地位。
中国的科研、工业界也开始重新审视思考这一技术。2012年，颜永年重返3D打印领域，他发现最大的变化是：“以前需要跟政府官员讲解半天什么是3D打印，现在省了不少口舌。”
共性技术缺失：产研学错位
太尔时代，是2003年颜永年和几个学生凑钱成立的。限于清华教授的身份，颜当时未直接参与运营，其子颜旭涛是公司副总经理。
在攻克小型3D打印FDM设备时，太尔时代遇到了如何能让喷头顺畅、稳定地出丝，如何提高精度，如何增加可打印材料的多样性等问题；而工业级3D打印机的研制中难啃的骨头更多：材料、微滴喷射技术和激光技术等，这些被业内人士称为“共性技术”。
事实上，不仅是3D打印企业，中国目前产业升级碰到的核心瓶颈，就源于产业共性技术的严重缺失。
所谓共性技术是指那些蕴含潜在机会——可以在多个产业中广泛应用——的技术或工艺，它既是基础研究迈向市场应用的第一步，又具有被一个产业或多个产业共享的潜力。可见，共性技术的突破，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皆密不可分。
在发达国家的创新体系中，大学主要进行基础研究，研究所侧重于共性技术研究，企业主要致力于应用性研究和最后的产品化，产研学三方在市场机制下合作互补。但在中国，这三者的关系，却呈现出错位竞争的局面，致使科研与产业严重脱节。
从大学来讲，对基础研究的热情正在下降。基础研究，是原始创新的基础，它意味着人才的培养、数据和成果的积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元称，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的布局，关系一个国家十年二十年的发展，因此稳定持续的投入非常重要。
然而，1999年后，中国的基础研究占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R&D)支出的比例一直呈下降趋势。2005年至2010年，这一比例从5.36%降至4.59%，而美国基础研究经费始终占R&D总支出10%以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法国、澳大利亚、瑞士均在20%以上。
与此同时，中国的大学越来越热衷于应用研究，且伸长手脚，自办企业。3D打印产业就呈现出浓厚的“高校军团”的色彩：除清华大学的北京殷华外，西安交通大学派生出陕西恒通智能机器有限公司，武汉滨湖机电技术产业有限公司则依托于华中科技大学。
颜永年作为校方代表曾出任北京殷华的董事长，公司团队主要由他实验室的教师和学生及外聘的几名工人组成。公司一年卖两三台3D打印设备就可以支撑运营经费，盈利部分则需给校方分成。很快，这个校属企业就遇到了维持易、做大难的局面。由于经营业绩与个人收入的关系不大，且教师和学生对发表论文、评职称的兴趣远超过销售产品，导致研究方向多瞄准高、精、尖题材，对来自市场的信号则表现迟钝。
事实上，几家依托高校建立的3D打印企业，都未能在热销的3D打印小型设备上有所建树。
中国科学院原副院长杨柏龄就指出，教授抓一帮学生，办一个小企业。这样的产业化不仅对创建研究型高校和研究机构不利，而且从企业规模上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也上不了台面。实际上，它是满足小团体利益的小富即安的模式。
大学应在技术出了“孵化期”后，将其转给企业实现商业化，从而脱离高校管理。最早做出3DP打印技术的麻省理工学院，就通过技术转让实现了商业化，它把工艺分成四条技术路线，分别卖给四家公司，其中一家名为Z Corp的公司，现在已占据了业内领先地位。
2012年，颜永年吸取往年的经验，彻底离开了大学，他找到投资方，注册了一家新公司。
从科研院所来讲，同样缺乏研究并解决共性技术的兴趣。3D打印初进入中国那几年，即1999年之前，中国的科研体系还属于计划经济体制：企业只管生产，技术研发由科研院所进行，并无偿转让给企业，结果前者没动力，后者研发能力薄弱。是年7月，国务院下达《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由此启动科技体制的一次重大改革。
当时，全国范围内的上千家技术开发类科研院所进行了转制：脱下事业单位的“官衣”，不再享有国家财政拨款，转变为自负盈亏的科技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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